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一贯重视反对腐败，勤政为民，形成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思想。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廉政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高度重视，常抓不懈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敏感和特有的气魄，在治党建国的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对反腐倡廉予以特别重视。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为初创的中国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保证对人民的利益秋毫无犯。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强调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941年5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严肃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正式宣布把“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项基本政策之一。共产党和根据地民主政府应自觉厉行廉洁政治，“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这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在革命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又非常及时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强调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廉洁的政府。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毛泽东在其后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厉行廉洁政治，并成功地领导了建国后我党反腐败斗争，形成了五六十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和民风。

重视教育，以史为鉴

　　毛泽东十分重视进行普遍性思想教育，认为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是防腐养廉的根本保证。因为一个掌握一定权力的党政干部，如果思想道德防线崩溃，就难免产生腐败行为。因此，毛泽东一贯提倡要经常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后来，又提出要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抗战时期，毛泽东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敬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给延安党政军民各界的复电中指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他认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实践证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经常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对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历史，经常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者应当重视历史，懂得历史。因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吏治比较清廉的朝代，就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凡政治腐败，官贪吏酷，往往导致政局动荡，民怨沸腾，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内在原因。历史知识渊博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嬗替的历史经验。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更是扼腕长叹，反复告诫全党引为鉴戒。1944年3月，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推翻明朝三百周年，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论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失去民心，以致陷入失败的历史过程及教训。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看到了郭沫若的这一历史论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重视，立即把这篇文章规定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很有益的。”这不仅表达出毛泽东对李自成和洪秀全因骄傲、腐败而失败的惨痛历史的关注，更表达了毛泽东在认真思考怎样才能成功跨越胜利之师难以逾越的这道难关。所以，1949年3月23日，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进城以后，毛泽东也不忘以史为镜，鉴戒自己。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正是他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晶。

强调自律，以身作则

　　在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中，自律是反腐败不可缺少的手段和方法。而所谓自律，就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为准绳，增强党性，严于律己。1937年，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个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老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年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同时对全体共产党员进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

　　全党的自律，毛泽东堪称典范。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毛泽东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党的宗旨，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他一再拒绝亲友杨开智、毛煦生、李淑一等人进京“谋事”的要求，再三告诫他们“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要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要自食其力。他还将自己刚刚新婚不久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他自己一生不忘在生活上和思想上与广大群众保持一致，不忘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从1952年到1962年没做过一件新衣服，线袜子、睡衣都是补了又补。他粗茶淡饭，最好的伙食改善不过是一碗红烧肉。3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为农民吃糠窝头而流泪。自己7个月不吃一口肉，坚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的自律表率作用，对推动全党的自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正地说，建国初期清正廉洁的党风和健康向上的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

发扬民主，强化监督

　　民主与监督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反腐倡廉的重要策略思想。在毛泽东看来，仅靠思想教育克服利己之心、破除利禄之念是不够的，还必须走民主治腐的路子。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没有能够解答出来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忧思，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体现了民主政治与廉洁政治相统一的正确思路。没有民主，难以保证执政党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中国共产党要最终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意味着要在中国特殊的条件下开创一条民主新路。这里说的“民主”，不但是一种思想和作风，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如何从工作上和制度上使“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正是建国后毛泽东着力解决和不断探讨的问题。

　　与民主治腐相联系的就是要强化监督。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曾经提出过这样一句具有长远价值的醒世恒言：“不受制约的权力总会产生腐败”。西方的资产阶级遵照这个观点实行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平衡。马克思没有照搬这个观点，他曾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作“人民公仆”。所谓的人民公仆，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永远代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监督。他说：“互相监督是个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为预防和遏制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腐败现象，必须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一是党内监督。党要管党，即是说党要管好党员，特别是要管好党的干部。二是群众监督。这种群众监督，首先是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对政府的监督。其次是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者的权力加以约束。同时，还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毛泽东认为，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也应该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监督作用。三是信访接待。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把它“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是人民监督的一种形式，指示有关部门“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并要求各省市党政机关根据情况，设置承办群众来信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四是舆论监督。1950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在报刊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53年，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以发挥报刊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

严厉惩处，从严治党

　　毛泽东一向主张从严治党。对于党员干部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严厉惩处，决不手软。早在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教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1937年10月，延安抗大发生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件，毛泽东及时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环境的变化，在党和政府中都出现了一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侵蚀，“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于是，毛泽东严肃地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果断发起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发动群众、敢打“老虎”，将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快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特别是处决原天津地委和行政公署主要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的行为，充分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的决心和魄力。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刘、张二人的老上级的黄敬曾托薄一波向毛泽东求情，希望考虑他们在战争年代曾出生入死，有过功劳，是否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152据统计，在这次反腐败斗争中，有23.8万人被开除党籍，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

　　通过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打击，有力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清除了党内的一批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纯洁了党的肌体，树立了廉洁朴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是留给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今天，我们正处在改革创新的年代，反腐倡廉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也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正确处理反腐倡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使反腐倡廉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解决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社会的其他问题，才能为反腐倡廉构建强大的经济基础，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同时，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敌。它既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和秩序的破坏。只有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把“十一五”规划落到实处。因此，必须坚决纠正把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切实克服“一手软、一手硬”的倾向，做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持不懈。

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党要依照党章党规治党，国家要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党和国家都要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制度要具体，操作性要强，防止流于形式。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法规制度，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的要求，保证全党监督制度的统一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各级党政部门也要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制定和落实防治腐败的规章制度。惩治腐败，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任何腐败分子，不论其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要彻底查处、严惩不贷。

要以党的领导干部为重点

　　邓小平多次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实践证明，从党内抓起、从高级领导干部抓起，是反腐倡廉的正确途径。近年来，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时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从党内制度建设的情况看，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越是高级干部越缺少有力的监督和管理。因此，要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要有力打击各种腐败现象，使腐败分子受到严厉惩治和震慑；才能有效地做到“关口前移”，牢固树立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而要“管住干部”，从严治党，首先，在思想上必须从严要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党的先进性，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其次，在组织纪律上必须严格管理。任何党员干部都不能游离于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之外。对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那些顶风违法乱纪，极端奢侈腐化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查处。

要充分估计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腐败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既是一种世界现象，也是一种中国现象。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因此，党要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就要抓住反腐败这个重要环节不放松。要充分估计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解决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幻想通过几次“彻底”行动就会把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扫除干净。在取得一些成效后不能有丝毫懈怠，要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打算，要警钟长鸣。同时，惩治腐败要态度坚决，措施严厉。要像毛泽东处理张子善、刘青山案那样，立场鲜明，雷厉风行，决不姑息养奸，否则将贻害国家和社会。